40个县市区没有启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羽芒菊属

40个县市区没有启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40个县市区没有启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资金缺口大、政策落实不力、制度欠完善等难题待解

被征地农民入社保仍需破冰

◆湘声报三步跳记者 许望桥

“失地农民入社保这个政策好，解决了我川续断科们的后顾之忧，现在每个月能领到1100多元，只要身体好，吃饭不成问题。”今年6月底，省政协调研组在武冈市水西门镇调研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时，富田村61岁的村民李富森竖着大拇指，欣喜地说。

李富森说，他和老伴承包经营的9亩田地是1992年被征收的，当时政府一次性支付了征地补偿款后，便再无其他保障。2012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落实到富田村，李富森的儿女们一商量，凑齐了10万元，给二老办理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用李富森的话说，自己缴纳的5万元，差不多5年就能领回来；而且领完之后还能按照同样的标准接着领。“对于农民来说，这是最好的福利了。”

湖南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始于2007年。根据国家有关精神，湖南先后制定了《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和《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对保障对象确定、保障内容和方式、保障资金筹集和管理等作了具体的规定，并明确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操作办法和具体流程。

截止2014年底，全省像李富森一样需要被纳入社会保障的被征地农民共有170.1万人，其中有92万人已纳入社会保障，参保率为54%。

虽然湖南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要实现全覆盖，还要突破资金、制度等瓶颈。

全省保障体系初步形成

从省政协调研组在怀化、郴州、邵阳三市走访的情况来看，省政府的相关文件下发之后，各市均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县市区出台了保障工作的具体操作办法，划定了参保对象的标准。目前，省、市、县三级相互衔接配合的制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武冈市委书记侯文介绍，该市被征地农民参保缴费实施政府负担三分之一、被征地农民负担三分之二的政策，所有参保对象均自愿选择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以2014年的最低档基数（全省职工基本工资3775元×60%）来计算，按照15年的缴费期限，每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基本保险的对象应缴保费8.154万元，其中政府补贴2.718万元，剩下的5.436万元由被征地农民自己承担。目前，武冈市被征地农民享受的养老待遇标准约为每月1200元。

在汝城县，实现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县长黄志文介绍，对于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县政府调度了8710.34万元，为每个参保对象做实个人基金账户，将每人为期10年的3.1605万元参保缴费补贴金，一次性足额划入其个人账户。

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为例，汝城县年龄为60、65、7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养老金分别为每人每月227.37元、312.92元和564.38元，与过去每人每月发放150元的养老生活保障金相比，收益大幅增加。

此外，在确定参保对象方面，各地通过一系列的制度约束，以确保操作过程的阳光、透明。

在汝城县，确认土地被征后，参保农民首先要填写一份参保申请，经村委会或村小组讨论通过并公示，接着报镇政府、县公安局、国土资源局和农经局审核，再报县政府审定，最终结果将返回村委会、村小组进行第二次公示。经审定后的参保对象，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政府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日为基准来确定参保对象的年龄，并下发参保意向书，确定其享受的参保缴费补贴。

黄志文说，这套流程既是按省里文件的要求执行，也是降低保障工作误差的现实需要。

资金缺口成大梗阻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是一项需要大笔投入的民生工程，这是省政协调研组成员在三市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

据统计，目前全省还有40个县市区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尚未按照国家和省里的政策规定制订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实施方案，也没有启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按照省政府的要求，被征地农民社保资金由用地单位缴纳、政府划拨和集体补助三方筹资，但在实际操作中，征缴、划入、征收往往缺乏有力手段，导致欠费越来越多，资金缺口巨大。

而财政困难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少数地方政府的思想认识不到位，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

“未严格落实‘先保后征’的原则，使得用地单位‘挂账’，甚至减免了部分项目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一些项目业主缴费意识不强，县市区政府作为项目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协调关系难度很大。”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民政部门的负责人向调研组成员表示，这种“先建设后补贴，以时间换空间”的做法制约了收缴保障经费的进度。

据统计，截止2014年底，全省用地单位累计欠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58.1亿元，其中，国家和省属项目累计欠缴13亿元，市州、县市区所属项目欠缴45.1亿元。

在郴州，一条高速公路自2009年开工建设至2011年完工时，应缴纳征地保障费用5278万元，但至今仍有一半的欠款未到位。

按照政策，被征地农民可自愿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享受的补贴标准一致。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高，待遇水平也比较高。

根据规定，湖南征地补偿标准为每亩平均约5万元，原则上每三年调整一次。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县市区的征地补偿远没有达到上述标准。以娄底市娄星区为例，目前征收农村土地，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约为每亩3万元。

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标准，以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的时间节点来领取养老金，按人均寿命75岁计算，每亩土地要提留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经费为20万元左右。因此，现有的征收标准，远远达不到保险支付的要求。

而全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缴费基数每年约有13%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推移，征地补偿与参保缴费基数之间形成的“剪刀差”越拉越大，被征地农民参保门槛也越来越高。

被征地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压力正在逐渐增大，有的农民投入了全部征地补偿金之后，还需要另行筹钱。这对急于解决生计问题、迫切需要另谋出路的被征地农民而言是难以承受的。

对于政府而言，作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者、提供者和风险兜底的承担者，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逐年增长，压力也更加明显。

在武冈市，目前仅对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的被征地农民发放政府补贴。“省财政尚没有相应的补贴，市本级财政相对薄弱。”侯文表示，经过测算，如今全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仅结余5790万元，而按照每年4750万元的支出速度，从2016年就会出现收不抵支的状况。

调研组认为，目前由政府承担全部兜底责任的做法有些超前。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抑制被征地农民参保条件越走越高。

保障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调研组发现，各地制定了保障对象认定办法，但标准不尽相同，导致被征地农民在不同地区参保的结果也不同。

一些不符合参保条件的被征地农民采取不配合拆迁、群体性上访等方式向政府提要求，造成不稳定因素。同时，各地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部门间衔接不顺、配合不力、信糙果芹属息不共享等问题。

比如，市州国土部门依据省国土资源厅下发的有关通知，执行社会保障费征缴审核程序。但该文件对市州人社部门审核流程却未作明确规定，导致市州人社部门无法对社会保障费征缴情况实行审核监督。

在土地面积认定中，由于被征耕地面积为实际丈量亩数，家庭承包耕地面积为习惯亩数，一般情况下，丈量亩数均大于习惯亩数。由于部门间信息不畅、审查不严，导致被征地比例偏大，甚至出现土地实际未被征完，而被征地比例已经达到100%的情况。

调研组还发现，部分县市区开展基础信息收集、核查的工作力度不够，对本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人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收入、用地单位欠缴漏缴数额等情况未摸清，工作准备不足。

2012年下半年，怀化市鹤城区在城南办事处狮子岩村等3个城郊村启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试点。但因地处贫困地区、人力财力有限，全区在推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时，面临较大的压力。

据介绍，鹤城区企业养老保险管理局现有编制15人，每年需承担全区2.1万多人养老保险服务，7000多万元费用的征缴、8700多名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以及养老金资格认证，工作人员都是满负荷运转。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一旦启动，前期数据录入等基础工作将使工作量至少增加5倍以上。”鹤城区副区长丁琼说，依赖财政供给的现有经费，无法保证这项工作的支出，加上人员严重不足，致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迟迟未能全面推开。

确保长远生计是重中之重

事实上，《社会保险法》第九十六条已有规定：“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费，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因此，开展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是法定职责。

调研组在调研报告中建议，省政府要充分利用绩效考核指挥棒的作用，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明确考核方式，加强奖优罚劣的力度，并定期对市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进行督查。

对于保障资金筹集难问题，调研组建议，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专项清欠行动，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依法向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等项目的用地单位追缴所欠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

调研组在郴州了解到，湖南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标准为，城市规划区内每平方米20元、城市规划区外每平方米10元。该标准从2010年执行至今，尚未进行过调整。相对于当前商业开发用地每平方米70元的社会保障费标准，高速、铁路项目的标准明显过低。

“适当提高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项目用地缴费标准，是完全必要的。”参与调研的省政协委员们表示，如果仍然按照原来的标准征收社会保障经费，已难以满足当前保障的需要。

委员们还注意到，被征地农民大多是“4050”人员，既无一技之长，且文化程度低，就业竞争力弱。在由“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化过程中，缺乏相应的谋生手段。

川东介蕨